河北省公安厅原厅长 王振兴

由于工作需要，我曾在西藏工作过十七年（1965-1983）。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们树立了扎根边疆、长期建藏的思想。在西藏期间，我们克服了种种艰难和险阻，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西藏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认为，现在提倡弘扬“老援藏”的革命精神，重温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告诫，也就是弘扬“西柏坡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响应征召、进藏工作

1965年，党中央为了加强西藏公安工作，决定从全国各省市配320名在职公安干警进藏工作。备选干警必须是工作十年以上的共产党员。中央对进藏干部要求非常严格，纪律严明。要求凡是被选定的干部必须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否则将严格按组织纪律处置。当时，我在保定地区公安处工作。有一名符合进藏条件的干部，因不服从组织决定，跑回老家去了。被立即开除党籍，调出公安机关。当时党组织也找到我。那时我上有年迈老母，下有两个小孩，一个七岁，一个两岁。长期离家进藏工作困难不小。经过思想斗争，深感我受党教育多年，不应该向党组织强调困难，必须坚决服从组织调遣。经请示，将当时在学校任教的爱人转为公安干部编制一起进藏。我老母亲和妹妹主动承担起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全家全力支援我们进藏工作。

于是，上级要求所有被选定干部经过体检和其他准备，必须在三日内集中到天津市河北省委组织部报到。那一批，全省从各市、县（包括天津市）共选调干部共31名。省委组织部决定，由我任河北省进藏干部领队、临时党支部书记，为进藏干部提供全程服务。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领导在天津接见我们全体干部时，强调和鼓励大家一定要发扬河北精神，为建设新西藏做贡献。我代表发言，向省领导保证，一定要发扬公安干警的好思想，好作风，愉快进藏，好好工作，不辜负河北人民的重托，在建设新西藏中立新功。省领导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当时我们一没有要待遇，二没有讲条件，只希望给每位干部发一套当时很难得到的《毛泽东选集》，以便指导工作。省委领导肯定和表扬我们的精神状态。第二天省委组织部陈冀平同志通知：经领导商议，决定给每位进藏干部配一套《毛泽东选集》，但要求个人出钱购买。可想而知，当时省委对援藏干部要求是何等的严格！同志们热情高涨，没有怨言，都表示愉快进藏，积极工作。

我们从天津出发，乘火车到兰州。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在兰州设立了接待站。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主任孙子溪同志热烈欢迎大家来藏工作。并希望树立长期建藏思想。边疆为家、西藏为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提醒大家，进藏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首先希望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顺利平安到达拉萨。接待站为每人发放了防寒服、皮帽子、皮大衣、毛皮靴等。令大家非常感动。

从兰州乘火车到柳园，休息了两天。从柳园开始乘汽车长途跋涉。经过八个多小时到达昆仑山口。因高寒缺氧，大家高原反应非常强烈。特别是路经风火山、五道梁无人区时，有的人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呕吐不停甚至吐血。大家都相互照顾，互相关怀，互相安慰。到达那曲时，有五位同志因高原反应强烈住进医院。经过吸氧抢救，略有好转后继续前进。经过十天艰苦坚持终于到达拉萨。一路上涌现出很多好人好事。李景云同志在我们进藏干部中是最年轻的。他一路上坚持坐在颠簸最厉害的后排座位。主动帮助大家克服困难，给高原反应剧烈的同志送水、送食物。充分体现援藏战友之间的革命精神和友谊。

二、抗雪救灾、营救群众

一九七二年冬，西藏扎东县降下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场大雪。当时的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决定派工作组前去灾区慰问，指导抗雪救灾工作。工作组由原区党委副书记，西藏解放后任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郝平安和我组成。我们从拉萨乘吉普车，经过两天艰难跋涉，赶到扎东县。当晚听取扎东县委、县政府汇报，研究抗灾具体措施。先后去了两个灾情比较严重的乡慰问干部和群众。经协调和督办，先后从日喀则的昂仁县、扎朗县调运去一批粮食和饲料饲草，以解燃眉之急。扎东县委、县政府、各乡干部及广大受灾群众非常感激自治区领导的关怀。据了解，扎东县地处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牧区。那年灾情非常严重，暴雪平均深度达一米多厚。连县委书记、县长的办公条件都非常简陋，居住的十几平米平房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为了取暖和做饭，办公室堆满了取暖用的牦牛和羊粪干，床上放着马被套。睡觉时要和衣钻进马被套里取暖。即使在那样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依然同广大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全心投入工作。表现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使我们深受启发和教育。

在西藏工作的十多年里，这是第一次到高寒地区参加抗雪救灾工作。感受很深，很受锻炼和考验。那天赶到扎东县驻地是夜里十点钟。没有招待所，县委将我们安排在原扎东特委（属自治区党委派出机关、“文革”中被撤销）机关办公室居住。没有饭吃，没有取暖设备。有县里两位汉族干部给我们送来几个天鹅蛋充饥。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屋里，不敢脱衣服，我们只能穿着皮大衣，带着皮帽子，脚穿大头靴，盖上被子睡觉。哪能睡得着呢，只是休息一下而已。早晨起床只能用冷水漱口，用冷毛巾擦擦脸而已。第二天，县里才给我们增设了以牛羊粪干为燃料的炉子取暖。在那里的十几天内，没洗过一次脚，更没条件洗澡了。吃饭也很简单，只吃些酥油糌粑，没吃过一次青菜。想想正在需要救助的藏区灾民们，想想在灾区常年坚持工作的藏汉干部们，我们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依然坚持每天到干部群众中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共同夺取抗雪救灾工作的胜利！时任成都军区副政委、西藏军区政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任荣同志，也带着秘书和警卫人员赶到扎东县检查指导救灾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很受鼓舞。任荣同志对扎东县县委、县政府和工作组在抗灾救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扬。对我们在抗灾工作中所做出的贡献很受感动。并在汇报工作期间，特意在当地解放军驻地营部食堂招待我们吃饭。在那种物资仍极度匮乏又遭雪灾的环境下，营部领导用了很大气力为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没有青菜，没有鲜肉，只有两个猪肉罐头和胡萝卜、黄豆、黄瓜三个菜罐头。就着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大家吃得很高兴。任荣边吃边说，在这里，能吃到这些东西，就是一顿高餐。回忆起来，在那里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开展工作真的深受锻炼，深受考验。

三、维稳安定、责任重大

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西藏自治区党委为了维护西藏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加强公安工作。及时撤消了“文革”中建立的人民保卫组。恢复了西藏自治区公安厅。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在原设处、室、办外增设了情报处。我从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调回公安厅情报处，先后任科长、副处长，负责全面工作。为了把情报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我们在西藏吉隆县、聂拉木县樟木口岸、定日县分别建立了三个情报站。主要任务是：掌握境内外敌情，对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达赖叛国集团和境外国民党反动派等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同时抓紧培养了一批情报人员在境内外开展工作。当时，“台湾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活动频繁，经常在西藏边境地区，特别是在中印、中尼边境地区破坏边民正常生活。制造杀人、放火恶性事件，散发反动传单等。特别还在中尼边境地区夏尔巴族中搞分裂破坏活动。边民缺乏安全感。为了稳定边疆社会治安，我们下大力气对敌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两年的艰苦排查，摸清了敌人在边境地区的活动规律和组织人员情况。并及时给予坚决打击处理，粉碎了敌人的渗透破坏阴谋。极大地震慑和打击了敌特的嚣张气焰。稳定了边境地区的社会秩序。受到公安部和自治区党委的表彰和奖励。

达赖叛国集团潜逃印度后，一直从事破坏、分裂西藏的罪恶活动。严重影响了西藏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此，在公安部领导下，在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的具体部署下，经过严密侦查，我们掌握了达赖集团大量罪恶活动，为领导决策提供了比较准确的情报，有力加强对达赖叛国集团的坚决斗争。为维护西藏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我们要求情报工作一定要做到准确、及时，才能发挥应有作用。要求情报处干部每年必须有一半时间深入到各情报站开展调研工作。当时，各情报站都分布在西藏边境地区，从拉萨到最近的站点，乘吉普车也要行20个小时。路况很坏，都是砂石路，危险路段很多，经常发生车祸。沿途没有饭店，吃住困难。从拉萨出发时必须自带饮用水和干粮。司机劳累时只能靠路边短暂小憩，边饮水边吃些干粮。一天跑下来全身酸疼，极度劳累。只有到达情报站才能吃饭休息。因此，每次去各情报站执行任务都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考验！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和秘书科长王哲农去樟木口岸执行任务。在郎卡子路段同军车相撞。主要是因军车违规造成的。我们吉普车的保险杠和窗玻璃被撞坏。王哲农头部受伤，血流满面，情况非常危急。附近没有医院。只好到修路道班简单包扎，坚持到郎卡子乡才能找到赤脚医生救治。经检查，王哲农只受皮外伤，没有生命危险。我及时用乡里的电话向公安厅领导汇报事故情况请示处置。于益成副厅长决定将王哲农接回拉萨治疗，另派车接我继续执行任务。我虽然没有受重伤，但当时胸闷，全身酸疼，呼吸困难。考虑到任务紧急，我顾不得许多，必须克服困难，坚持忍耐，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在乡政府稍事休息后继续赶路。在夜里十二点才到达樟木口岸情报工作站。

在西藏工作的十七年期间，我们对党忠心耿耿，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团结互助，任劳任怨。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精神状态非常好，团结气氛特别浓。那一段生活虽然只是我们职业生涯的一个片段，但是那一段经历对我们援藏人员而言都是人生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一生的骄傲，值得回味和珍惜。在1983-1997调回内地工作的十四年间，“老援藏”的光荣传统一直铭刻在心，激励着我们兢兢业业、积极工作、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我如今已经退休整整十七年了。耄耋之年对西藏的感情依然很深。经常关心西藏的发展已经成为生活的一种习惯。

 因为我们是“援藏人”，曾在保卫和建设祖国边陲的那片热土上挥洒过我们的青春和汗水！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因为我们是“援藏人”，无论在西藏，还是在内地，我们都是“西柏坡精神”传播者，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因为我们是“援藏人”，我们都是“中国梦”守望者，都是“中国梦”的追梦人。“援藏人”一代传一代，“中国梦”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