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市原公安局局长 李景云

一

上世纪60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那时全国正掀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热潮，同时轰轰烈烈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也在大张旗鼓地开展。我是1961年从地质部探矿机械学习毕业，被选派到张家口市公安局工作。二年后，中央发出通知，凡“三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干部，都必须到基层工作锻炼，于是我由市局预审科被下放到南营坊派出所工作。当时我刚满20岁，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时时刻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时时刻刻以雷锋为榜样，在维护社会治安，改造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教育、帮助二劳（刑满解放、解除劳教）人员，教育玩劣儿童等方面积极工作，更重要的是警察要经常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当时我分管1700余户居民，要求做到七知（知人、知面、知本人历史情况、知家庭情况，知社会关系，知家中来客情况，知海外关系，知居住门牌号码），要想熟悉上述户情，必须天天下到管片（勤务区），除了巡逻防范，还通过帮扶困难户、帮扶孤寡老人，为他们担水、买粮、过春节为他们打扫卫生、粉刷房屋，困难群众生了病，我们用手推车把他们送到医院诊治。1964年、65年我连续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学习雷锋积极分子”，市级先进工作者。

1965年10月，组织上突然找我谈话，要选调我援藏工作，当时的市公安局领导还找我们谈话，明确告诉我要援藏工作三至五年，西藏气候恶劣缺氧，生活环境艰苦，要有迎战困难、勇于吃苦的思想准备，同时相信你一定能经受住艰苦环境的考验，经风雨，见世面。那时的思想很单纯，没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痛痛快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在这一点上据我所知，我们河北省当年援藏的31名同志都是如此，没向组织伸过一次手，要过一分钱的待遇。从谈话到进藏，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进藏路上的艰辛，至今仍历历在目。从柳园到拉萨，途经格尔木修整，整整十余天，当时青藏公路无一米沥青路，公路都是用沙土铺的路面，成搓板状，经常坑坑洼洼，坐在密封差的大客车中整日尘土飘飘，缺氧造成的高山反应，更是让人头疼欲裂，在那种极度难忍的高山反应下，大家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但是运输站的工作人员克服自己的高山反应，对我们胜似亲人的百般照顾，第一次感染了我们。

说实话，我是带着憧憬到达西藏的，小说中的西天，无垠的土地，神话中的传说，保卫边疆的使命，兑现大风大浪的锻炼和洗礼，神秘的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不为我知的风土人情等等，一切都吸引着我。

但是，到拉萨后的实际状况又让我们产生了失落感。在政法干部学校学习时，我们近20人居住在一间寺庙经堂内，伙食很差，每月只能吃到二斤左右而且时常是发黄变质的猪肉，日常三餐，早馒头、稀饭、泡菜，中晚吃的是劣质大米、全麦馒头，副食主要是大萝卜、莲花白、土豆。如果想吃一碗面条，还得等生病时由医院开病号饭条，才能实现。所以在1966年春节会餐时，我们班发生了一件大事，酒醉后全班二十余人聚集在大经堂宿舍内哭、喊、叫，污物呕吐的遍地，我和另一不会喝酒的学员忙着打扫，这时大家想家，甚至有人跪着向毛主席像磕头。这场闹剧引起了自治区公安厅领导的重视，厅领导带队亲临政法干部学校慰问，要求尽力改善学员生活，同时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对照检查思想。后来在公安厅和有关部门组织的会议上，又学习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的事迹，要求我们要树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思想，学习和发扬“老西藏”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贡献一切。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有辛和一批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西藏一起参加斗、批、改。在清算“走资派”的会议上，在和一批“走资派”的共同生活、劳动中，我看到了他们的闪光点，为共和国的建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们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在进军西藏、建设西藏的事业中，他们的那种不怕苦、不怕累，埋头实干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精神感染着我、教育着我。不仅让我越来越感到他们不是“走资派”，反倒更加敬畏他们，所以在学习班发展新党员时，我毫不犹豫的请二位昔日被批斗，三、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西藏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二

在西藏的二十六年中，“文革”前后的十余年中是我工作屡加变动的日子，由于我不愿意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撰写批“走资派”的文章，被发配到了世界上最高的5242米的马查拉煤矿，二年后调回一0一工程指挥部，前后曾到水泥厂、化肥厂、工模具厂、林厂等地蹲点工作，一0一指挥部和昌都地区合并后，又到地区工业局工作，1980年归队回到了地区公安处。这期间我曾有一个愿望，把十八军的英雄事迹写出来，拍成一部描写解放军官兵修公路、徒步入藏，克服重重困难，在高寒、缺氧的状况下进军西藏的史实性电影，以激励、教育后人。为了掌握素材、体验生活，我曾多次到一位50年进藏，后在当地安家，当了农民的十八军老战士家生活、采访。通过他的叙述，使我更加生动、真实地了解了当年解放军徒步数千里，翻雪山、过草地、吃地老鼠、啃野菜，不畏艰险进军西藏的感人事迹……所听、所见也在我年青的身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学习老西藏，努力做好本职工作。遗憾的是，后来因工作变动，未能实现（至今还没见到一部全面记述、描写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完整影片），后来在马查拉煤矿工作时，我和一批奴隶出身的年青矿工朝夕相处，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质朴、憨厚、执著的精神，产业工人那种为事业一往无前，为同志、为朋友豪爽舍己的优秀品质也教育了我。古人云：“三十而立”，我当时年近三十，工作中只是想要向他们一样，努力、再努力，虽然我是矿机关干部，但是我也经常到井下劳动，在一线采访矿工，为他们拍摄图片，宣传他们的事迹。因此在一0一工程指挥部、昌都地区工业局工作期间，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出席了全自治区工业学大庆会议。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从没有把晋级当官放在心头，说实在话，找领导要求提职、当官就感到是一种耻辱。我从当宣传组长、人保组长、政治处主任、秘书科长、办公室主任、副处长、处长都是在懵懵懂懂的感觉下被宣布的。

从我归队后任西藏昌都地区公安处副处长、处长时，正值西藏少数藏独分子肆意破坏、煽动民族分裂、攻击党在西藏的一系列正确政策，昌都地区东临四川甘孜藏族羌族自治州，南临云南德钦藏族自治州，北靠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所辖的察隅县和印度、缅甸接壤，敌社情比较复杂，在拉萨动乱期间，少数坏人大量张贴、散发反动标语，蛊惑人心，一时间贩卖枪支弹药十分猖獗，涉枪案件屡屡发生，直接威胁到拉萨和内地，川、青、云三省的社会治安。为了稳定昌都局势，在自治区公安厅和地委、行署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狠下一条心，决不让拉萨发生的暴力骚乱事件在昌都重演。一方面积极做好基层治保积极分子工作，另外动员全体干警、武警指战员昼夜武装巡逻、防控，同时对已发生的煽动骚乱、散发、书写的反动传单标语案快侦快破，对涉枪案件下大力侦破，打击涉枪犯罪分子，其中我们在云南大理等地化妆侦察破获了历史上最大的贩枪案件，通过梳理、侦查，共破获枪案近百起，缴获军用手枪、步枪、冲锋枪六十余支，小口径猎枪数十支，子弹近万发。破获了全西藏字体最大、最长、最恶毒攻击共产党、攻击新西藏的反革命标语案件，从而稳定了昌都社会秩序，昌都从未发生大的动乱和骚乱。

我的父亲、母亲先后生病、住院、去世，我都没有离开西藏。当时我想如果因为私事我请假离开了，广大干警也必然会效仿，正因为我这样做了，许多干警推迟婚期，放弃了休假，从而保证了我们有充足警力战斗在第一线。后来，在胜利后的平静中回想此事， 我虽感遗憾，但总觉得我做了本该做的事，无愧于西藏和广大藏族人民。

1990年10月，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到昌都参加昌都解放四十周年大庆活动。我一直在一线从事保卫工作。活动结束后，胡书记又乘车到昌都地区的边远县、区邦达、左贡、芒康、盐井、竹巴笼等地检查工作，在西藏的工作结束后又乘车从芒康过金沙江到成都，全程都由我陪同做警卫工作，一路上胡书记轻车简从，生活简朴，务实亲民、谦逊的工作作风，也深深教育和感染了我。

三

1990年．圆满完成了昌都解放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保卫工作后，自治区党委对我进行了考察 ，之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王海林，地委、行署领导都曾找我谈话，要求我安心工作，并表达了对我工作的肯定。同时还为我记了一等功，晋升了一级工资。当时由于家庭和身体因素我执意要求内调。经过自治区几位领导和公安厅、武警总队领导的同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还专为我做了鉴定，交河北省委组织部。原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公安厅长白玛多吉同志还和我一起到公安部请求部政治部为我做了鉴定，介绍了我在西藏的工作情况，并要求河北省张家口市安排好我的工作，其中特别提到要平职安排。回到张家口后，我被安排为公安局副局长（正处），一年多时间里我努力做好分管的工作，1993年张家口地市合并，地区公安处和市公安局有十几名领导，当时有的同志讲，局长调走了，你该跑一跑，论资历、条件都符合，可能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老西藏精神的默化，在我的骨子已然形成了一种定式，不想跑、不会跑、不敢跑、不愿跑，总觉得跑来的官比干出来的官丢人，所以我还是干我的本职。1994年9月8日，组织部突然通知我到市委书记处谈话，到了书记那里，我才知道市委已研究让我当局长，当时领导讲了许多，但我只说了二句，感谢关心，我肯定会干好。

一干，干了近十年。我有一种信念，张家口的工作条件再苦、再差也比不了西藏，想到老西藏精神，困难和问题都不在话下，例如：2000年冬，我市崇礼县四台嘴乡信用社被盗，一名值夜班的职工被杀。案件发生后，县局锁定了2名嫌疑人，但案件无进展。我听了汇报后，决定亲自去勘查现场，崇礼县公安局主要领导听说后，再三劝阻我不要去，因为从崇礼到四台嘴乡需要翻越正被大雪覆盖的大山，公路上汽车打滑十分危险，听后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在西藏，在纷飞的大雪中，在路面如镜的冰天雪地中，冒着时刻翻车掉下万丈悬崖的危险，翻越一座座雪山时的情景。劝说大家为了缉拿凶手，给人民一个交待，再大困难我们也得上。果然当汽车到了雪山脚下后，汽车轮胎因打滑已无法行驶，我的车只好被越野车用绳索拖拽着行进，上到时山顶后突然绳索断裂，我乘坐的汽车失去控制，一头撞在了山壁上，汽车受损但人员都安全无恙。当我们从汽车中走出，眼看着公路另一面高达百米的山谷时，不禁感到后怕。在四台嘴乡信用社，我重新勘查了现场，从现场我找到了一个物证——毛皮领，以此为线索，很快破获了案件，犯罪分子受到了法律制裁。又如，1996年张家口连续发生了二起在宾馆杀人案，在破案过程中，又接到上级通报，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四省十一市共发生宾馆杀人案12起。当我们在侦查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李进东时，他已从张家口逃至内蒙古。我和侦查干警一起连夜出发，在离张市近千公里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将其抓获，当时从张家口到内蒙古，不仅没有高速公路，就连一些国、省道也都十分难行，许多地方或正修路，或路面破损严重，押解李进东回张时，越野车整整走了八个多小时，有时公路不通，我们只好下车，从附近村庄雇请群众 ，用大绳从后保险杠拖住汽车，慢慢滑下山坡。那一夜我也想到了西藏，想到在西藏下乡汽车涉水、翻过塌方区时的情景……说实在话，这样的故事很多，张家口的面积较大，到处是大山、草原，那些年的公路状况差，但大部分道路都是柏油路面。当行驶在大山、沟壑时，在冥冥中，我仿佛又回到了西藏，有的同志感到劳累，我常常把十八军老西藏徒步进藏和我们在西藏坐“吹风台”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人们顿时都有了精神。在张家口，我但任九年多的公安局长，十个春节、除夕、初一都在单位和基层度过，有人不解，我说在西藏二十六年，我从没回家过过春节，不也很好吗？由此我想到了我们要干好工作，必须要有一种精神，于是经过多次研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张家口公安精神，“以人为本、凝聚实干、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正是在这种精神驱使下，全局从班子到干警，上下憋着一股劲，决心大干、实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早已是人们的共识。张家口四区十三县有450余万人口，百分之八、九十是国家级贫困县，当是正处在企业改制、农民工大量进城，不安定因素大量增加，治安、刑事案件屡屡发生，特别是重、特大案件较为突出，呈现上升趋势，整个山城的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复杂。客观上讲，市区公安机关办公条件又十分简陋，交通、通讯工具极其贫乏，给办案带来很大困难，同时干警队伍素质也需尽快提高，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开展以为民、爱民为宗旨的“为人民服务大讨论”，使大家牢固树立人民公安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尽职尽责当好人民子弟警，为此在全市聘请了720名警风警纪监督员，公开办公电话和举报电话，及时发现和纠正队伍中听不良现象。

我上任后，看到干警们紧紧张张工作在墙壁裂缝、到处漏水，极其阴暗、潮湿，三十年代日本侵华时建筑的一座砖土危楼里办公，有一批干警住在已被列为危楼的宿舍里，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提议并经党委反复研究，报上级批准新建指挥中心办公楼。采取全额集资的方法，经有关部门批准，修建干警宿舍。报请批准利用国债资金修建市看守所。为了改善干警生活，杜绝和减少向群众吃、拿、卡、要等违纪问题，我们在全市公安机关办起了“五小工程”（小食堂、小活动室、小洗衣房、小图书室、小农场）。三年后，指挥中心大楼、看守所新监舍、四万多平方米的干警宿舍，一批五小工程陆续建成。张家口率先开通了110报警服务台，以后又实现了三警合一报警台（110、120、119），方便了群众，提高了处置突发事件效率。通过为人民服务大讨论，队伍中亲民、爱民、为民的事迹大量涌现。全市社会稳定，各类案件明显减少。记得我在办公室曾挂有一幅书写着宋代名士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干警中不论谁到我的办公室，就会不自觉的谈论，古人尚有忧国忧民之念，共产党人、拿着人民俸禄的公务员更应有宽广胸怀，时刻心系百姓，以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那一段时间 ，我们发动一个又一个战役，打掉了为害一方、群众深恶痛绝的恶势力，曾猖獗一时的菜霸、肉霸、县霸、市霸，一批恶势力分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干警队伍中涌现出了宫清华在危急关头用身体堵汽车，止住下滑的汽车，保护群众，献出年青生命的英雄事迹，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刊登宣传他的壮举，公安部授予他二级英模。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连续破获了一大批重特大案件，社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市公安局连续六年被评为实绩突出领导 班子。在110、巡警、监所、户政等业务工作中，多次受到公安部、省公安厅表彰。在张家口市首届“十佳公仆”全民投票公选中，我被群众评选为十佳人民公仆。全国、省、市报刊曾采访发表过数篇文章，“公仆李景云”、“筑炉淬火砥利剑”、“在抓落实上下功夫”等，现在断断续续很不完整的回忆这些已经过去的历史，对我个人讲，现在再提似乎已无多大意义，但是我觉得，过去的年代，我们和后来人都不应忘记，大家都应懂得，当干部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为群众办事从没有请客送礼的任何附加条件，更不用托关系、讲人情，那个年代群众办事没有现在这么多门门坎坎，也不需要进那么多的门，盖那么多的章。官被群众敬慕，而无丝毫厌恶。对于进藏工作，到艰苦的地方工作，从来没有索求，工作中讲的就是奉献，我们河北省那批31名援藏干部，壮着胆子向组织提出了唯一要求，请求发给我们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得到的答复是自费购买，大家也乐此不疲。我们那批河北的31人或早或晚地调回了河北，但都是平职或降职安排。大家都毫无怨言，相反回到内地后都在拼命地工作，似乎要努力补上离开几年、几十年对人民 、对家乡欠下的“帐”。归根结底，我觉得“老西藏”精神的根本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部署的群众路线教育的精髓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学习焦裕禄，发扬西柏坡精神，在教育中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都是为了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夯实基础。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有义务把传统的、优秀的东西告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