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西藏，你最先会想到什么?雄伟的布达拉宫、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还是“高原之舟”的牦牛，或者亘古传说中那一幕幕神秘而浪漫的画面?说起西藏，肖焕芝老人最先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因为他曾在事业的巅峰时期离开丹东，援藏6年。而6年的藏地生活，在肖焕芝丈夫刘洪斌老人的心里，烙下的是一段没齿难忘的记忆。他说：“西藏很艰苦，但是那些在西藏的日子，令我十分怀念。”

　　接　见

　　1932年，刘洪斌出生在孤山镇的一户贫苦农家。母亲早逝，父亲拉扯着5个儿女含辛茹苦地生活。在他儿时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上顿下顿吃土豆的日子。虽然家里连饭都吃不饱，可父亲依然坚持送他去读书。刘洪斌也很争气，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被分到了当时的东沟县委上班，不久后又被调进了原丹东市水产局。

　　在刘家主卧的墙壁上，记者看见一张巨幅合影，那是刘洪斌老人最珍贵的留念之一。1978年1月29日，已是丹东市水产局副局长的刘洪斌去北京参加全国森工水产基本建设会议，全国各地的同仁汇聚一堂，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接见。能够代表丹东参加这次盛会，刘洪斌很兴奋，因为这是市领导对他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华总理接见与会代表时的亲切交谈，依然时常萦绕在刘老的耳旁，时隔多年再提起这件往事时，他仍旧记忆犹新。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1978年是充满激情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是刘洪斌事业发展的高峰，还是他与西藏结缘的转折点。

　　进　藏

　　上世纪70年代末，党中央号召大批干部援藏。听到“进藏”这个词，刘洪斌很激动——响应国家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直是他的梦想。但此时进藏却意味着48岁的他要放弃在丹东的事业，到西藏从头再来。而对刘洪斌来说，“舍业”并不难，难的是“抛家”。

　　家里4个孩子，有3个还在上学，最小的才11岁。把一大家子人都丢给妻子自己照顾，刘洪斌实在于心不忍。可是，在是去是留的抉择中，他心里的天平最终还是偏向了党的召唤。用老伴肖焕芝的话说：“老刘头儿一干起革命，个人的事儿就全不管不顾了。”出发之前，妻子把他的行装整了又整，儿女们依偎在爸爸身边久久不愿离开。那时，孩子们或许还想不到父亲这一走就是6年，并且6年里只回了两次家。

　　1979年4月27日，中共丹东市委和丹东市革委会在铁路文化宫为10位进藏勇士举行了欢送大会。那天，会场里人声鼎沸，人们都想一睹这10位英雄的风采。5月3日，是刘洪斌终生难忘的日子，他坐上开往青海的火车，不断靠近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未曾想到的是，在格尔木下火车后，等待着他的还有青藏公路上8天8夜的颠簸。在23排座的解放车里，刘洪斌挨过了缺氧和晕车的双重折磨，终于到达了一片荒凉的西藏。

　　进藏之后，刘洪斌被安排在西藏自治区嘉黎县任县委副书记，3年后又调任扎达县委书记。后来，上级发现了他在水产领域的工作才能，把他调入西藏自治区农牧厅下属的农牧局担任副局长，主抓全藏水产工作。

　　艰　苦

　　在进藏之前，刘洪斌就对西藏的艰苦有耳闻；真正到了西藏才发现，这里比想象中还要艰苦。

　　第一个要克服的困难就是高原缺氧的恶劣生存环境。内地人刚进西藏时都会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刘洪斌也不例外。在海拔4500多米的高原上，每天起床穿衣服都成了一件重体力活。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刘老说：“穿衣服都得慢慢穿，穿完了得使劲喘一会儿才能活动。”那时，嘉黎县没有蔬菜，当地人主要以牛羊肉为食。可是因为缺氧，食物从来都煮不熟，刘洪斌就跟着藏民们一起吃生肉，抓着青稞面做的糌粑充饥。

　　吃穿上的困难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是心里的孤独却很难得到排解，最难的就是想家的时候。援藏的干部常有人因为想家而落泪，还有人因思乡情切而病倒。刘洪斌也想家，尤其是在夜里的时候，抓心挠肝地想。可他从来没哭过，而且还时常安慰情绪低落的同事。他说：“大家互相搀扶着、互相陪伴着，总能一起度过最难捱的日子。”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藏还没有像样的公路，所以主要的出行方式是骑马。刘洪斌每次下乡都要走上个把月，过江，过河，过雪山是常有的事。西藏地广人稀，干部下乡督查工作的时候，总是要走出好远才能遇上一户人家，所以就免不了要风餐露宿。刘洪斌说：“那时我们都会随身带着‘马套子’，就是一个很大的帆布口袋，累了、困了就钻进去睡一觉。”下乡频繁的时候，洗澡成了难题，好多天不能刮一回胡子更是常事。

　　虽然下乡很辛苦，但刘洪斌一点也不打怵，反而还很喜欢，因为他跟藏民们都相处得很热乎。当地百姓日子过得苦，刘洪斌每次下乡时都会给他们捎去很多吃的用的。他一去，乡亲们就都高兴得跟过年似的，争着抢着拉他进帐篷一起喝酒。刘洪斌说：“要得到藏民的信任其实是不容易的。要通过长时间的接触，要用真情实意，才能打动他们的心。”说到这，刘老还跟记者念起了几句藏语，此时，他眼里的兴奋是藏也藏不住的。